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