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大约与董邦达、张宗苍山水类似。据《熙朝名画录》载：“方琮，字黄山，为乾隆朝供奉内廷。画学黄公望，其画曾蒙御题”并言其“画学张宗苍，深得其传。”该画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它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两朝盐运的复苏，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记载：“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而把养士、附庸风雅、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推动了江南—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网网丝绢应运而生。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细者经丝纬丝齐整，纹路成方格，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经纬丝间距不等，如纹格不直之纱窗。此绢价格极廉，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至清，当网网绢出现之后，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糊中缠入白笈将落丝。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揭裱旧字画和名人字画常用的是揭二层，第二层透过来的墨与原作相差不远，再加以重新填墨、润色、装裱、加盖印章，其神采便会溢于纸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所藏，各有一幅赵之谦《牡丹》图轴，二者几乎完全一样，经鉴定才知道，沈阳故宫所藏之《牡丹》图，是作伪者揭二层所为。用这种办法“复制”古旧字画和名人字画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会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书画神采全无，就连原迹也可能毁于一旦，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