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尽可能多掌握它。
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又如南宋赵构（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让"字改成"逊"、"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对于做旧与原旧要区别开来。原旧有一种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光亮，而作旧是用颜色、茶水、脏水染旧，或油烟薰旧。
（一）绢，大约唐、宋的书画都用绢，元以后用纸越来越多。用绢、绫鉴定书画，仅从制作规格上看，极难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如拿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南宋时的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同外，形制方面几乎一样。故不能把它作为断代的依据。
但绢的门面尺度和砑光却有时代的不同。从传世每幅绢的门面看，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绢阔大都不超过60厘米。
宣和以来，则逐渐放宽，有幅画轴阔至80厘米的，如赵佶《芙蓉锦鸡鸡》（幅81。5厘米）。
到南宋中期，已有一米以上门面出现，如李迪《枫鹰雉鸡图》，阔至105厘米。绢除门面外，还有砑光的问题。
从年代讲，砑光绢到明末已有，绢地光亮而薄。至于用砑光绢作画，到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方能见到，此可用作为断代依据。
（二）绫，传世中有花绫和素绫两种。前者唐贞元以后，诰（来+力）用花绫。
后者在明成化、弘治时沈周等人的作品见到。到天启、崇祯时则广为流传。所见为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多，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绢、绫的单丝和双丝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因为它们没有明显时代划分。而绢绫精粗程度可为书画的断代提供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