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危废处置公司,上海工业固废处置公司

上海市是我国化学类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为集中的地方之一，高校院所和新药研发公司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今年上海“”期间，有多位委员都关注到了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建议建立健全危险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
　各工业区管委会在进行园区规划时，要对园区产生危废情况进行预测，并配合环保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及项目落户工作。财税部门可以对于具有危废处理技术的企业设立建立项目补贴，并对企业开发处理技术实施奖励政策。要建立健全化学废弃物处置的管理制度。

　　当前上海正在向着新型工业化城市转型，伴随而来的却是工业固体废物的问题愈加凸显，尤其是危险废物危害，处理不当，既损害生态环境又危及城市公共安全。

　　另外，上海市是我国化学类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为集中的地方之一，高校院所和新药研发公司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然而，研发类化学废弃物其成分具有不确定性及潜在的危险性，环保、安全的隐患较为。

　　今年上海“”期间，有多位委员都关注到了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安全。

　　现状
环境部于2015年12月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4年上海产生的危险废物(以下简称“危废”)总量高达62.8万吨，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但是目前上海市危废处理能力理论上仅堪与前述产生总量持平，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乃至未来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实际需求。

　　据安翊青、江宪委员向、工业园区及具有较强处理危废能力的企业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上海危废处理存在以下问题：

　　危废处理企业选址规划不科学，未配合工业园区建设，区域内就近处理比重不高，导致上海危废跨区域甚至是跨省市处理需求增多，转移过程的环境风险难度加大，将加重上海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根据《国家危废名录》，我国的危废种类共有49种，但目前上海危废处理企业仅能处理其中的44种;并且危废处理极不平衡，部分危废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大多危废处理企业由于建厂较早，选址未进行科学化论证，上海104个工业园区里仅有十分之一的园区配套建设了危废处理厂，其余处理厂均距离园区较远，这样导致危废得不到就近处理，跨区甚至是跨市处理的要求呈上升趋势，这样与上海市2015年-2017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相悖。

　　两位委员还发现，一些企业危废处理技术较为落后，容易造成土壤及大气的二次污染。根据市公布的《危废经营许可证名单》，上海30家危废处理企业大多数仍在通过较为传统的焚烧、填埋等手段处理危废，并对前述处理方式没有采取有效的预处理及后续处理技术，容易损害土壤及大气质量，无法实现预期的处理目标。而对曾经遭受危废问题严重困扰的欧美及日本，已采用更为的技术替代上述处理技术，防止了二次污染的发生。

　　建议

妥善处置研发类化学废弃物：
如何处理危废问题，两位委员建议，与工业园区应做好信息联动工作，将上海各工业园区危废项目产业现状及信息进行公布，并就项目及技术制作指导目录，做好前述企业落户工业园区的管理与指导工作。

　　另外，他们还建议，各工业区管委会在进行园区规划时，对园区产生危废情况进行预测，并配合环保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及项目落户工作。而财税部门对于具有危废处理技术的企业设立建立项目补贴，并对企业开发处理技术实施奖励政策。
　　如何对研发类化学废弃物进行安全、妥当的处置是亟待关注的一个问题，赵国靖委员建议，要建立健全化学废弃物处置的管理制度。不仅要对化学废弃物的处置、实验室的排污设定原则性的要求，并且要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管理措施，对实验室化学废弃物逐步实现从收集、储藏、处理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并加强日常监管，使得相关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应明确使用单位是处理化学废弃物、残余化学品的责任者，也是处理现场。

　　“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并给予受训人员培训证书”，赵国靖委员建议，获得证书的人员负责化学废弃物的日常管理，并落实岗位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培训来提升实验室管理员的素质;另一方面借助培训来增强各高校院所、新药研发公司的环保意识。

　　赵国靖委员还建议，配发统一的高密度聚乙烯密闭废液桶、废硅胶收集桶。不同的废液种类，应选择不同的容器颜色。同时，配发本市统一的化学废弃物质登记卡，注明有机废液、无机固废、废弃硅胶的主要成分、收集时间、实验室名称及地点、负责人以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化学废弃物质登记卡的使用一方面规范了管理，提高了废弃物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准确详细地统计化学废弃物的信息，为日后的处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每天大量的生活垃圾无处掩埋，焚烧难度不断加大。更具环境风险的工业危险废物无法处置，带来诸多隐患。这是眼下许多城市面临的棘手问题。

一份有关我国固体废物管理现状的报告称，目前，一些地方危险废物末端处置能力紧张，焚烧和填埋处置的兜底保障能力不强;危废处理处置产业局部结构失衡，特定废物的处理处置矛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信息平台有待建立，末端规范化处置压力大。

但财经记者16日在上海采访时却发现，上海固体废物处置已基本做到了“游刃有余”。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危险废物市内转移处置约40.43万吨，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10.96万吨，较2010年分别上升了41.4%和77.6%，有效防范了环境风险。

2016年颁布的《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也介绍，目前，上海市“一主多点”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体系基本形成，运行、在建生活垃圾(含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能力达到27000吨/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基本得到安全处置。

化工区的“苏伊士模式”

在上海金山、奉贤两区的交界处，距市中心约6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规划面积为29.4平方公里的上海化学工业区，这个工业区一期项目总投资达1500亿元人民币，是中国以来个以石油和精细化工为主的开发区，同时也是上海六大产业基地的南块中心。上海化学工业区全部建成后工业产值可达1000亿元人民币，被誉为“上海工业腾飞的新翅膀”。

该化工区管委会主任马静介绍，目前，英国石油化工、德国巴斯夫、德国拜耳、德国赢创德固赛、美国亨斯迈、日本三菱瓦斯化学、日本三井等跨国公司，以及苏伊士集团、荷兰孚宝、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美国普莱克斯等世界公用工程公司落户区内。

为这些企业处置工业废料的是一家名为上海化学工业区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升达”)的企业。上海升达2006年正式投产，一期设计运营的两套大型工业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装置年处理能力为60000吨，为目前国内大焚烧处理量的企业。由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投资有限公司、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隶属于法国苏伊士集团)、香港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5.75亿元人民币组建。

上海升达采用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的废物处置技术，为各类客户提供27大类废物类别，271小类废物代码的工业危险废弃物的包装、收集、运输、检测及焚烧等综合管理服务。

3月16日，上海升达投资3.5亿人民币的第三条危废处置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每年的废物处置量因此扩大了一倍。

“全部投入使用后，不仅可以全部处置工业区的危险废物，而且处置能力还有富余。”上海化工区管委会规土建处环保办负责人朱斌对财经记者说，“这条生产线的投产，有助于缓解上海危废处置压力，提升处置能力和水平。”

“作为化工区的配置项目，上海升达承担了全区所有企业的危险废物处置任务。这条生产线的投产，也进一步改善了上海化工区的投资环境，提升了化工区的综合竞争力。”马静说。

16日上午，苏伊士集团在上海化工区的危废处置研发中心也进行了揭牌。苏伊士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兼国际业务CEO邓瑞安(Marie-Ange DEBON)表示，该研发中心将致力于优化危废处置工艺及能源回收效率，以支持集团在中国这个快速增长市场的发展。

实现各类资源循环利用

固体废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化学的、物理的或生物的转化，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采取的处理方法不当，有害物即将通过水、气、土壤、食物链等途径危害环境与人体健康。

《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规定，到2020年，上海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以上。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核心，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综合利用，强化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提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水平，实现各类资源循环利用。

“为实现循环经济，上海升达在处置危废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将全部被回收利用，用于生产蒸汽输送给园区内的企业使用。”上海升达执行董事古山介绍，此举可降低园区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三条处理线所产生的蒸汽能源每年可减少4万吨标准煤的消耗量。

邓瑞安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是一个潜力的市场，“2013年中国产生了4000万吨危废，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可能达到7600万吨。”中国各地及工业企业已意识到这其中的环境风险，并积极在现有环境政策引导下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

邓瑞安认为，苏伊士集团在上海化工园区创造的危废处理模式，应该能够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复制。

截至目前，苏伊士集团在大区已拥有6个危废及市政废弃物处置项目，其中有3个项目已投入运营。在南通经济开发区，苏伊士集团运行着一座废转能工厂，该厂具备年处理30000吨危废及3300吨医料废弃物的能力。

3月2日，苏伊士集团又为其在泰兴市经济开发区新建的危废处置工厂举行了奠基仪式，该厂亦具备每年30000吨的危废处理能力。南通及泰兴两厂均设有能源回收装置，用以生产蒸汽并回供给周边工业企业使用。

苏伊士亚洲区执行官郭仕达表示，目前苏伊士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包括计划于明年投入运营的江苏启东、常州及泰兴危废转能项目，以及正在香港建设的有机废弃物处置厂及澳门全新的水处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