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字元白，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集教育家、文物鉴定、古典文学、语言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著有《启功书画集》、《启功丛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论书绝句》等多种。
书法和书画不同的两个概念。书法是指毛笔字书写的方法，主要讲执笔、用笔、点画、结构、分布（行次、章法）等方法。如执笔要指实掌虚，五指齐力；用笔要中锋铺毫；点画要圆满周到；结构要横直相安，意思呼应；分布要错综变化，疏密得直，全章贯气等等。主要是讲写汉字的方法，如李慎言的《书法概论》一类的书。进一步说，就是书写汉字的文章诗句使之成为艺术作品的方法。而法书是指有一定书法艺术成就的作品，与名画是对称的。常见的书法艺术作品的字体有六：楷书、行书、草书、燕书、隶书和篆书。这六体只要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可供临摹取法的，都可以称之为“法书”。书法与法书虽说是两字的颠倒，其含意的广狭却有所不同，一个属于理论，一个属于实践，且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古代书画中经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书名款或钤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没有款印。从古书画的鉴定而言，前者是辨真伪，而后者则为明是非，二者是有区别的。有名款印记的，要辨真伪，无印款的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种评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当然可信，评定错了的，就不可信，因此还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这就叫明是非。有些没有被评定过的，我们还要重新去鉴别和评定，但这仅存在是的问题，而不存在非的问题。虽则如此，也属于明是非的范畴。
书画鉴定虽有以上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分辨它的真伪和是非，更是这项工作的关。评价作品的艺术高低和精粗美恶，固然是鉴定工作中的一部分，可它与项内容相比，却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在这里，着是在“辨真伪和明是非”，不在于书画的精粗与优劣。在鉴别的范畴中，我认为真伪，优劣第二。批判优劣，是在真伪判定之后，而不是判定之前，亦即认识优劣，不可能不在认识书画本身真伪之后。
鉴别古书画采用物物对比，主要在于对实物的目鉴，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某一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画和字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但是目鉴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一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的不足。某一画家传世作品较多，能作充分的对比时，目鉴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明清人的作品传世较多，有比的条件，不考订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目鉴无所依傍，比较的条件不充分时，考订也可能起主导作用。但是考订要靠目鉴来判别哪些书画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还是没有依傍的凭空的伪造本。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加以考订和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否则考订也无济于事。所以考订次于目鉴。实际上，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考订，大半要翻检文献。但不要忘记，文献本身也会有错误，谨防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