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件东西的真伪，光从釉、器型、纹饰、烧造方法等传统鉴定方法出发还不够，我觉得用一些痕迹的方法来辅助鉴别，很有必要。
比如说传世的东西一定要有传世使用的痕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凡是流散在民间的东西，它的经历一定是非常之坎坷，这和故宫不一样，故宫依然有很多东西非常光鲜，那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保存的，这些东西我们很难见到，也很难摸到。在判断传世品当中，自然使用痕迹是我们鉴定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次鉴宝中，一位老先生挺不留情面地拿来一个大将军罐，往桌子上一搁，指着我鼻子说“坐那儿”，吓我一跳。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先别说话，这件东西的真假不重要，你得给我说出为什么。别两个字，假的，就给我打发了。”我把这个罐子翻过来，对老先生说：“我给您提个问题，圈足，圈足里面檐口的位置磨损程度为什么和外面的磨损程度是一致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能磨损这么一致?您能告诉我吗?”老先生确实是一位前辈，拿过来说：“假的，不用说了。”
什么是正常的使用痕迹，什么是人为的使用痕迹，在摸索中大家会慢慢了解。一看感悟了，没有问题;再看迷惑了；再看推翻，不相信了，经过几个来回以后，就会总结出一个适合自己的区别痕迹的方法，这样再鉴定才会有意义。
工艺痕迹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非常难搞懂。元代以前老窑瓷器，里面基本上是不修胎的，自然拉出来的。在拉的过程中有一厘米左右的螺旋式拉坯痕迹，或深或浅，因器型、窑口、生产地域不同而定。
以前我总结了半天，认为凡是有这种拉坯痕迹都差不多。为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因为这么多年我到景德镇去看，发现这种拉坯没有人会了，不多见了，拉出来的效果和我说出来的这种现象有很大的区别。
道光(1821～1850)，为清宣宗旻宁的年号。道光朝瓷器生产不如乾隆、嘉庆朝，质地与釉色及纹饰均无法与乾嘉相比。官窑款识品种更是，多为“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款识排列以六字三行无边饰和一行横书为常见。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紫彩等。有书款，刻款，也有描金款识。字书写流畅。民窑款识见有“大清道光年制”篆款和“道光年制”篆款。外围单框，或无边饰。款识书写不工，字迹潦草，其车有些字不可辨认。
咸丰(1851～1861)，为清文宗奕宁的年号。咸丰一朝为清王朝衰落的关键年代，内忧外患不断，太平天国使清王朝无法顾及瓷器生产，后太平军浮梁县，导致了御窑厂毁坏，造成官窑无法生产。传世咸丰官窑极为少见，民窑也多半不写款识。目前所见咸丰官窑年款多为楷书款。“大清咸丰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成丰年款多见。或双行或三行排列，也有一行横书。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彩。有书款、刻款、捕金，款外均不加边饰。民窑纪年款有六字和四字篆款，外或有双框，或无边饰，书写潦草，难以辨认。年号纪年款有“咸丰壬子秋月面壁作”等。
光绪(1875～1908)，为清德宗载湉的年号，光绪朝历时34年，瓷器烧造量，质量在晚清中为佳。其中光绪大婚，慈禧六十和七寿等均有大规模的稍早。官窑年款以“大清光绪年制”为常见，或二行，或三行，或一行横书等。清书写材料有青花、红彩、紫彩、金彩等。有书款也有暗刻款识。 “光绪年制”四字款较六字款少见，款外无边框，此时篆款更为少见，字书写工整。民窑款识以六字楷款多见，书写有工整和草率。工整的可媲美官窑，草率的极为随意。四字篆书款如同印章，篆法不合理，有些字无法辨认。另还有“光绪年造”、‘‘光绪年制”，“光绪八年”等。
同治(1862～1874)，为清穆宗载淳的年号。成丰朝御窑厂被毁后，于同冶五年恢复了御窑厂的烧造。因战乱工匠逃亡，有技术的工匠流失严重，所烧瓷器质量粗糙不堪。官窑款识以“大清同治年制”和“同治年制”楷书款为多。款字书写较为规范，款外均不加边饰。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和金彩，有书款和刻款等。民窑款识有六字和四字篆款，或书或亥于器底，字草率，不易辨认。
宣统(1909～1911)，为清代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年号。宣统官窑款识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楷款多见，有青花、红彩、紫彩、墨彩等。有书款和刻款，书写规范工整。民窑款识为六字楷体，书写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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