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霸天下数。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的“钧红”。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图四六)，《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东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难烧的一种。根据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重叠挂釉两三层，它即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宫廷御用之器。传世吕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可观察其底部，旧瓷器有损伤划痕，新瓷器则无使用痕迹，或以仿造旧为用。也可用手触摸表面，老瓷器感觉温润，类似于玉，新瓷器的手感则粗糙或过于光滑。也可看看制作痕迹，老瓷器有桔皮纹，新的没有。红釉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很难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红釉就是高温红釉，应该是指元代的釉里红，明初宣德时期的红釉，也是我们鉴别瓷器的主要特征，而真正的红釉则是我们鉴别瓷器年代和窑口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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