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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鉴定家这种朦胧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鉴定家在接触到一件古书画作品时，顷刻之间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人的大脑是一架活的电子计算机，平时不断储存信息资料，一旦需要，就会输出有关的信息资料，以提供选择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断。如，在书画鉴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作品，鉴定家的大脑在顷刻之间，就会把自己过去所看到过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迹和伪品，他的印章和款识，笔法特点和习惯，甚至其师友、子侄、门生的作品样式，及有关的纸或绢的陈旧状况等，都会在一闪念间涌现出来，和眼前的这幅文徵明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初步判断，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脑在快速提供信息资料时，其图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种潜意识，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断是感性的、不稳定的，而且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会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胧性特征，如烟如雾，飘忽不定，似有若无，难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气”。其实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被鉴定对象的某些本质特征在鉴定家头脑中的显现和浮动。“望气”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地去捕捉住这“眼印象”。如果我们从认识过程的这一角度来理解“望气”，那么它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的成分在内，因此“望气”作为传统鉴定经验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处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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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眼印象”极为重要，不可轻易放过。“眼印象”是在简单粗略的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认识的合理性和敏锐感。从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来讲，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将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认识，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书画鉴定的目的，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和假象，达到知真伪、明是非，因而也同样需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认识，才能做到判断的准确性。抓住了“眼印象”，不轻易放过，就可以牢牢把握住整体观念，避免以偏概全。“眼印象”具有认识的模糊性特征，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之中，模糊现象或模糊概念、模糊判断等普遍存在，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它的科学价值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探讨中，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还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崇尚整体和综合，并指出这种认识缺乏由模糊思维向思维转变的缺点等。如果这些理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想，以“眼印象”来解释传统书画鉴定的“望气”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的。
学习书画鉴定原理及其方法论，遍历书画史上所有的重要书画家及其作品，淘沙取金，学习真正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提高眼力，真正看懂笔墨优劣，将持续为你书画艺术追求道路上提供明确的方向及目标。
书画鉴定，当是中国书画欣赏与教学的步工作。
书画鉴定，顾名思义就是判定一件书画作品的时代、真伪并品评其价值的一项性工作。书画创作，是指创作者为表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书写、绘制出书画作品的一项艺术活动。书画鉴定由对书画的赏及鉴两方面组成。欣赏是人的主观认识，寻求愉悦，而鉴定是人的客观认知，更讲究分析、研究、求证。书画鉴赏，赏是前提，具备赏的能力才会有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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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欣赏的能力，书画欣赏能力是慢慢养成的，热爱艺术或者有接触感知艺术的环境才是重要的，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步，还需学校、工作及环境等熏陶。某类艺术看得多了自能欣赏，如果要求不高亦可，但若想弄懂一门艺术可没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要想欣赏一门艺术，就得从事这门艺术的实践”。
书画作伪的繁兴，反映着历来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书画、收藏书画之风的盛行。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流传有绪，是书画本身的光辉历史，而在作伪的情况之下，对收藏者、鉴赏者说来，也是对真伪具有证明作用的无上条件。的确，已经很久远了，在鉴别的范畴里，书画的真伪，基本上取决于著录、题跋、印章等等作为条件来书画本身的真实可信。而在这些条件之中，又认为主要的是印章，不论书画的任何时代与形式，通过几方印章就能证实其真伪，这是一条鉴别的捷径，它可以以简御繁，以小制大。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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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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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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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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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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