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于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一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祭祀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叙及祭祀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徐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面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极容易剥落，所以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可取的是在烧造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可观察其底部，旧瓷器有损伤划痕，新瓷器则无使用痕迹，或以仿造旧为用。也可用手触摸表面，老瓷器感觉温润，类似于玉，新瓷器的手感则粗糙或过于光滑。也可看看制作痕迹，老瓷器有桔皮纹，新的没有。红釉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很难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红釉就是高温红釉，应该是指元代的釉里红，明初宣德时期的红釉，也是我们鉴别瓷器的主要特征，而真正的红釉则是我们鉴别瓷器年代和窑口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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