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怎样鉴定书画
鉴定书画，主要把好两道关：一是时代风格关，二是个人风格关。辨认时代风格是断代，辨认个人风格是断人，凡是有作者署名的真迹，通过这两关。而辨认时代风格是总关。在浙江碰到不少所谓明朝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徐文长的作品，时代风格只能到清朝，其伪不言自明。还有一些所谓岳飞的字迹，草书居多，也有行书和楷书，尽管其中有一些书法水平还不错，但是写得好不等于作品真，时代风格都不到南宋，统统是伪品。就我所知，可信的岳飞字迹，仅见于《凤墅帖》，他的书法是学苏东坡的，肉丰骨劲，外柔内刚，凝重中见风姿。传世伪品，与岳飞的书风毫不相干，纯粹是凭空瞎造。关通不过的东西，就不必再把第二关了，因为绝没有时代风格不符而个人风格相符的真迹。书画伪品中，时代风格关通不过的占绝大多数，一般来说，这类伪品作伪伎俩比较低，容易鉴别。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