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包含以蝴蝶为主配以其他内容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立的蝴蝶纹。受宋代花鸟画成熟的影响，瓷器装饰中花鸟虫鱼题材大增，蝴蝶纹开始盛行。宋瓷上蝴蝶纹多取蝴蝶对飞纹样作圆形构图。典型器物有明成化斗彩团蝶纹罐、万历五彩花鸟花蝶纹蒜头瓶等。雍正以后瓷器上还盛行一种瓜蝶纹，即以瓜蔓与蝶纹相配，谐音“瓜瓞”，习称“瓜瓞绵绵”，寓意子孙万代连绵不绝，乾隆粉彩瓜蝶纹瓶即为代表之作。
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包含以狮为主的组合纹饰，如狮子与绣球、狮子与人物等。入宋以后盛行狮子与绣球的配合纹饰，习称“狮球纹”。南京博物馆藏明永乐至宣德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狮纹琉璃建筑构件，狮作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出现，造型奇伟，制作。其他典型器有“永乐年制”篆款青花压手杯，杯心绘画双狮滚球，为永乐压手杯的上品。
明宣德 青花狮纹抱月瓶
配铜镀金瓶口、颈、耳。直口，颈中部圆鼓，刻变形蕉叶纹及缠枝花卉，口边左右饰如意绶带耳，刻草叶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构型佳好。
其余部分瓷质，溜肩，扁圆腹，圈足，足底无釉。胎质细腻洁白，釉质清莹厚润。腹两面主题纹饰各以青花绘制双狮，中心为一绣球，狮子身缠绸带，绕球相戏，活泼可爱，妙趣横生。瓶身侧绘青花缠枝花卉，缠枝勾连细腻优美，花卉鲜妍。青花发色浓重明艳，笔法流畅自然。整器古典端庄，器形稳重而不失秀美，
圆硕而扁平的瓶体与优美空灵的双耳搭配，视觉上达到平衡。造型张弛有度，丰富了自上而下的曲线。抱月瓶外形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民族特色。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人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蓝浦《景德镇陶录》
清景德镇人氏蓝浦原著，六卷，后经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四册一函）。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