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的“八大山人”白文印,“何园”朱文印,似是而非的也不止对。沈石田的“白石翁”“启”“石田”等印,尤为纷乱,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赵氏子昂”朱文印才是真的,赵孟頫活到69岁,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而与此印文相同,尺寸、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却也并不是不真的呀!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文本文献鉴考结合派: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张珩、谢稚柳以及徐邦达三人都出身于较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即已投身书画行业,要么专攻书画鉴定,要么心仪书画创作。如
,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书,并且精于版本之学。同时他的家境较为富庶,唐宋名迹都有收藏,明清两代藏品更是不胜枚举。他生前曾经留下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定书画》,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书画鉴定的目标是“辨真伪明是非”,同时他把鉴定可依据的书画文本因素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在提倡
要鉴定方法的同时,要注意
(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和
谢稚柳
先生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精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谢先生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辨伪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说“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
重视书画本身的体貌精神
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鉴定,可作一例子。对于此帖,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已具有元代赵孟頫的风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笔。这一鉴别结果,正是基于对《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