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珠山八友”瓷画的收藏圈内，入门者日见增多，这些瓷画爱好者因涉足时间短，所见实物少，知识相对缺乏，容易凭感观直觉轻率判断，听信社会种种流言，盲目从事，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误区，把膺品当真品，把真品当膺品，在真假判断中迷失方向。经多年实践的广泛接触，多方的考察了解，归纳起来，大体有六个方面引起重视。
误区之一，以框架新旧优劣论瓷画的真伪。框架是瓷画的包装物，便于瓷画悬挂或摆放，框架材质和工艺的好坏是由使用者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品位所决定的。框架是可变之物，随着时空变迁，因自然或人为等因素造成损坏，更换新的框架，这是很正常的。框架虽与瓷画是一个结合的整体，但没有真伪的内在联系，老框装新画，新框装老画都可能出现。现在景德镇一些仿制者为俺人耳目，煞费苦心，去民间收集老框，用来包装仿品，蒙骗收藏者，切莫上当。
纵观“珠山八友”的作品，不管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还是竹石梅花、昆虫鱼藻，均见画艺，功力不凡，每幅作品使你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让你得到美的享受，这就是“珠山八友”瓷画特的艺术魅力。所见市场各类仿品，大多画艺平庸，看上去画面花俏艳丽不见神韵，形状貌似而无灵气，给人以拘谨呆板，匠气十足的感觉，与真品差距甚远。少数精细仿作，只要仔细观察，必能找出描摹之痕迹。
“珠山八友”的作品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质，具有文化的精神，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儒、释、道精神的缩影。同时，“珠山八友”的陶瓷装饰水平大大超过了官窑瓷器。官窑瓷器将器皿各个部位画得满、画得繁，而“珠山八友”的作品是根据器皿不同的造型来展开装饰和构图，使装饰部分恰到好处地融入器皿整体的关系中。如王大凡的通景人物瓷瓶《木兰归故里》，画中的人物与环境主次分明，空白的处理大小有别，首尾相接。如刘雨岑的粉彩、黑彩描金瓷盘，颜色的艳丽不亚于官窑，比官窑更雅致。
官窑瓷器从宋代“命进御瓷”开始，经历了4个朝代 (宋、元、明、清)，可谓。从宋影青刻瓷到康熙粉彩景德镇陶瓷，尤其是官窑瓷器创造了无数个世界之。陶瓷器形千变万化，色釉装饰自然天成，陶瓷画面应有尽有，几乎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历史典故、名人轶事都尽收瓷中。仅中国龙就有100多个构图和造型。几来，宫廷画师一直在追求工艺上的华丽和造型上的复杂、繁褥。
“珠山八友”中王琦、王大凡、何许人、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都为“红店”出身，只有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为科班出身。如御窑厂能够延长到19世纪20年代，“珠山八友”都将成为宫廷画师，他们的粉彩工艺达到了宫廷画师的要求，而在陶瓷绘画领域又扩大了陶瓷艺术的疆土，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就说明了“珠山八友”不仅仅是陶瓷艺人，而且还是陶瓷绘画家。“珠山八友”十君子，在陶瓷工艺上是家，在陶瓷绘画上又是以文人画为特质的艺术家。从他们留存下来的作品看，除了没有官窑瓷器的历史久远外，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官窑瓷，与官窑瓷器形成了工艺瓷与艺术瓷的分水岭。
综上所述，“珠山八友”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艺人，就在于他们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书卷气。在陶瓷绘画上构成诗、书、画、印的东方文化的特质。几乎所有的“珠山八友”成员，对中国陶瓷都有特殊的贡献。王琦的“西法头子”在光影效果上就是。王大凡发明的“落地粉彩”技法，使粉彩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邓碧珊的“九宫格”画瓷像肖像，不仅准确，而且提高了画家的效率。何许人的雪景山水，在何许人之前中国陶瓷还没有雪景山水。徐仲南“乱而不乱，齐而不齐”的徐氏画竹法。田鹤仙“远处梅枝梅干虚谈，近处梅枝梅干浓重”的“虚实画梅衬托法”。刘雨岑的“水落碧桃花”。程意亭的没骨与勾勒，以写意开局，以工笔收场，对后代中国粉彩艺术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珠山“八友”其实实为10人。成员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再加上徐仲南、田鹤仙。“珠山八友”指一个群体，而不是确数。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其中王大凡、何许人、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这其中年龄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年龄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珠山八友虽为一个群体，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譬如：
1、王琦瓷绘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
2、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景德镇陶瓷艺人；
3、邓碧珊是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
4、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景德镇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
5、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上产生了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