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
装裱：
装裱分为裱胚和裱面二个环节。裱胚好比泥塑中的塑胚。所不同的是裱胚用纸，用土法制作的纸，艺人们称为“草纸”。根据花灯胚(骨架)间隙的大小，用纸把其连成整体，个别部位可能要裱上几层，甚至几十层，以弥补胚架在表现作品上的不足。这一环节是对作品形态上的进一步完善。如果花灯里要点灯的，这一环节就可以不做，而直接裱面。裱面，是根据花灯所表现的物体的外部特征，采用各种颜色的丝绸或彩纸，用粘剂把其粘贴于作品之上，或作衣褶、或花鸟虫鱼的形态，力求相似或相近。这需要较深厚的美学原理，特别是色彩学修养，才能真正表现出作品的内涵。
装饰：
装饰的材料主要有饰线、绣片、珠片、花纸等装饰物。饰线可以是纱织的，也可以用花纸裁成线状，其功能是用来掩饰裱面时留下的接缝，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使作品更显华丽。绣片，主要用在灯屏上人物的衣饰方面。通常雇请潮绣匠人绣出龙凤、神兽、花鸟等绣品，根据需要粘贴于人物的袍鞋之上。它有一定的规矩，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而贴上相应的图案，是人物身份的象征。珠片、花纸等饰物通常用于装饰、补白作用，使作品表现出和谐的美感。
纱灯是花灯的缩影。其人物身材一般从三寸至尺余不等，而名目、内容则同花灯屏相仿，不过按比例缩小和较简单罢了。然而纱灯有小巧玲珑之妙，造价不高，又便于移置，又是赠礼佳品，也为群众所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风俗的推移，潮州游花屏灯也跟着停止了。间或由门选聘艺人们制作一些有代表性的花灯屏在潮州西湖广场展览，如《金山战鼓》、《木兰从军》、《杨门女将》、《小刀会》、《白毛女》、《五朵》、《红色娘子军》等，很受群众喜爱。1979年，潮州花灯曾应邀参加广州文化公园的中秋佳节全国花灯展览会。潮州花灯以《水漫金山寺》、《三打白骨精》、《蝶恋花》等大型人物花灯屏备受观众喜爱、好评如潮。
所谓活灯，就是由人物装扮起来的花灯。这种花灯，从表现形式上又可分为二种，一种是有情节，有过程的花灯，如云南花灯戏，是源于明代或更早时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是花灯与当地的曲种、剧目或民歌相融合形成的一种花灯艺术。另一种是根据神话传说，剧目的精彩片段，由活人装扮，固定其特定场景，参加游神赛会活动。如北方有一种活灯，用童装扮成一百零八好汉，绑在棍子上，由扛着，称为“铁拐景”。由于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现已被取缔，明令禁止。我们潮汕地区也有活灯，但与云南的花灯戏、北方的活灯不同，仅由活人装扮参加。比较文明。潮州歌册《百屏灯》首句：“活灯看完看纱灯”中的活灯，指的也应是这一种，根据大人们的回忆，以后，每逢春节或元宵，潮汕地区均组织，中便有活灯。潮州后次中的“蝶恋花”便是。潮阳的英歌舞，潮汕地区的“公背婆”均是常见的活灯形式。
纱灯是花灯艺人们用各种材料，通过扎制，粘贴，缝接等手法制作出来的花灯。我们今天所说的潮州花灯，多数是指纱灯。
纱灯大体上可分为：灯饰和灯屏两大类。
灯饰，是扎制起来的花篮、灯笼、宫灯、走马灯以及花果虫鱼等挂饰，多数挂于灯棚、祠堂、门前或的标头。
灯屏，是选取戏曲的经典场景，神话传说等素材，扎制出特定的人物场景，组成整屏展出的花灯。这是潮汕所特有的一种花灯艺术，据蔡著的《潮州风情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载：清末宣统二年，花灯艺人杨云楼、杜松笙制作的“红楼梦”、“白孟玉”两大屏花灯就在参加南京王国花灯比赛中获了奖，这是距今百余年的事了。
潮州花灯应是我国民间花灯艺术的一部分。其分类总体上与别的地方花灯基本相同。但它自身的乡土特点和风格特色使潮州花灯的分类又有别于云南山花灯等地方花灯。自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