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字画鉴定公司
那么鉴定家这种朦胧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鉴定家在接触到一件古书画作品时，顷刻之间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人的大脑是一架活的电子计算机，平时不断储存信息资料，一旦需要，就会输出有关的信息资料，以提供选择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断。如，在书画鉴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作品，鉴定家的大脑在顷刻之间，就会把自己过去所看到过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迹和伪品，他的印章和款识，笔法特点和习惯，甚至其师友、子侄、门生的作品样式，及有关的纸或绢的陈旧状况等，都会在一闪念间涌现出来，和眼前的这幅文徵明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初步判断，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脑在快速提供信息资料时，其图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种潜意识，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断是感性的、不稳定的，而且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会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胧性特征，如烟如雾，飘忽不定，似有若无，难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气”。其实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被鉴定对象的某些本质特征在鉴定家头脑中的显现和浮动。“望气”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地去捕捉住这“眼印象”。如果我们从认识过程的这一角度来理解“望气”，那么它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的成分在内，因此“望气”作为传统鉴定经验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处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北京字画鉴定公司
每个人都有欣赏的能力，书画欣赏能力是慢慢养成的，热爱艺术或者有接触感知艺术的环境才是重要的，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步，还需学校、工作及环境等熏陶。某类艺术看得多了自能欣赏，如果要求不高亦可，但若想弄懂一门艺术可没那么容易，所以有人说：“要想欣赏一门艺术，就得从事这门艺术的实践”。
书画作伪的繁兴，反映着历来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书画、收藏书画之风的盛行。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流传有绪，是书画本身的光辉历史，而在作伪的情况之下，对收藏者、鉴赏者说来，也是对真伪具有证明作用的无上条件。的确，已经很久远了，在鉴别的范畴里，书画的真伪，基本上取决于著录、题跋、印章等等作为条件来书画本身的真实可信。而在这些条件之中，又认为主要的是印章，不论书画的任何时代与形式，通过几方印章就能证实其真伪，这是一条鉴别的捷径，它可以以简御繁，以小制大。
北京字画鉴定机构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