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这样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师无数,后恐来者寥寥了。
说起傅熹年,同学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学渊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铺的兄弟,大学时曾去过傅家。那时傅家已经从“藏园”搬到西城区大觉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总长,自号“藏园老人”,家中藏书万千。王世仁记得,连门道里都堆满了书,书房里满墙都是书柜,放着“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画集子,全中国就这一本。
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是玉石鉴赏家,1951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当时文物局刚成立,不少人是从外地调来的,住集体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会聊天。其中,张珩、徐邦达和傅家世交启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书画的。他们闲谈间说的都是古书画,有时还展开辩论。有一次说到宋徽宗的柳鸭芦雁图,张珩说柳鸭是真的、芦雁是假的,徐邦达和启功不同意,后来确实在芦雁上发现了问题。
宋以前建筑实物,尤其是住宅全都灭失了,目前所见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再早就只能求诸文献、绘画等,其中绘画是形象资料,尤其重要。现存宋元绘画中保存住宅资料丰富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是北宋汴梁城乡建筑,以店铺为主,兼有一部分住宅。画中对建筑物的构造、装修细部都有精细的描绘,但因为画面取景较近,在表现建筑全景方面就难以兼顾。《千里江山图》则能加以补充,它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
封建王朝对住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傅熹年将这些规定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中所画的建筑加以比较,发现大都是吻合的。那些简单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农民的住宅,面阔三件、歇山屋顶的可能是官僚住宅,没有三间大门和歇山屋顶的大宅子则可能是没有官职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别墅。
傅熹年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得到刘敦桢的赞许,他顺便撰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等论文也陆续发表。
傅熹年作品:元大都大内宫殿延春阁复原图。
“精神会餐”
每次一有运动,跟“封资修黑货”打交道的建筑历史室都是首当其冲,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难逃。
“文革”开始后,傅家被抄,全家人扫地出门,挤住在大觉胡同一个大杂院中。傅熹年在建筑科学院做了三年水暖维修工,平日逐户维修,冬天烧采暖锅炉。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他就把火烧得旺旺的。
1972年夏,国家文物局筹备出国文物展览,将傅熹年借调回京,又给了他一次重拾旧业的机会。他画了很多供出国展览的图,包括根据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等遗址实测图绘制复原图和彩色渲染图。
这期间,他有了重新接触古籍的机会,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启功的图书也已启封,查了《资治通鉴》。他们都发现了写经发愿人为武则天的确切证据,英雄所见略同,彼此抚掌称快,认为总算解决了一桩小公案。
但如果要写成文章,当时却颇有些“违碍”之处。因为这段历史的背后,涉及武则天迫害同父异母哥哥致死、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实际上却公然污蔑自己的母亲与外孙乱伦。这在当时大捧“女皇”的情况下,实无异于自寻烦恼。
直到后,编《中国法书全集》,启功和傅熹年都觉得应该收入武则天的这篇发愿文残段,傅熹年才写出了这篇考证文章。因为无论如何,其中的书法之美,都不能不令人赞叹。至今,这段发愿文残片的照片还压在他书桌的玻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