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袁世凯烧制 “洪宪瓷” 的郭葆昌致富后，收藏了大量古瓷，成为民国时期的陶瓷。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 20 册，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文物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散失，找到郭葆昌的子女。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 “捐献” 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博物院封条。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 “洪宪” 年间制作，据说当时瓷工因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谐音寓意袁世凯 “胆小”，而瓶体化 “碧桃”。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具有收藏价值。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这些 “居仁堂” 款瓷器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以及袁世凯自用，它们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华贵，又融入了民国时期的新风格，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例如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但其釉质洁白无瑕，描绘入微，具备 “内庭恭造之式” 的品质，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此瓶以 57.2 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洪宪瓷存世量，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瓷” 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物，其收藏价值，不仅因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更因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是研究民国时期瓷器制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袁世凯的 “洪宪瓷”，民国时期其他军阀也有自己的专属瓷器。徐世昌的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多为单色釉，尤以天蓝釉和青釉为出色，如年窑暗花蝉纹梅瓶，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作为一代军阀兼文人大，学问深厚，书画造诣，自诩为 “水竹邨人”。郭葆昌深知徐世昌的审美趣味，为其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格调含蓄而优美，贴合徐世昌以雅士自居的文人风范。徐世昌还将这些瓷器作为礼物巴结日本人。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民国官窑瓷器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在拍卖市场上的表现也日益引人注目。像 “洪宪瓷” 等瓷器，屡屡拍出。例如，一件 “居仁堂制” 款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达 57.2 万元；曹锟的 “延庆楼制” 款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也达到 41.8 万元。这些拍卖成绩充分展示了民国官窑瓷器的经济价值，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仍有上升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