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的原理，是唯物辩证的，既然鉴别的是书画，就不应抛开了书画本身为它的先决条件，而听任旁证来立作战。不掌握书画的内部规律，反映书画的本质，这个鉴别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书画不可认识论。
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分清先后，怎样才是客观的、合乎全面规律的。具体的事物，要做具体的分析。在鉴别的范畴里，不能否认这些旁证所能起的作用，但要认识到的是，它所能起作用的条件。事实上，旁证的威力，对书画本身的真伪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它与书画的关系，不是讲同一体，而是从属于书画；它只能对书柳画起帮衬的作用，而绝不可能立作论战，而且有时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画反作用。它只能在对书画本身做了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围内能否起作用与所起作用的程度。因此，书画本身，才是鉴别主要的、亲切的根据，也只有使这个根据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有尖刺的玫瑰。翁方纲所藏的苏东坡《天际乌云帖》，即使作了好多万字的考证，来辨明它的真实性，但是他所藏的《天际乌云帖》还是不真，原因在于他始终没有能触及主要的一面。
朱耷的“八大山人”白文印，“何园”朱文印，似是而非的也不止对。沈石田的“白石翁”“启”“石田”等印，尤为纷乱，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赵氏子昂”朱文印才是真的，赵孟頫活到69岁，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而与此印文相同，尺寸、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却也并不是不真的呀！
印章须用印泥，印泥有厚薄，有干湿，这些都能使同一印章的形体发生变化；而在纸上或绢上，也要发生变化；而使用印章时按力的轻重，也会发生变化；又经过装裱，某种纸张有伸缩，也会发生变化。所能遇到的变化是如许之多，问题不仅在于繁琐而已。还有一个方法是从印泥新旧、纸绢的包浆（纸绢上的光泽）来作为辨认印章的依据。论旧、论包浆，当然显示了纸或绢的悠久历史，但是，孤立地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这种旧是50年或100年，那是300年，这是可能的事吗？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鉴定，可作一例子。对于此帖，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已具有元代赵孟頫的风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笔。这一鉴别结果，正是基于对《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