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规避调查立法执法现状
1、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WTO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均没有对规避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行为做出
具体规定。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反规避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规定。提起反规避调查申请、发起反规避调查均无章可循。所以，制定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是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困难。在对规避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时，要取得规避行为的肯定性证据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在实践中非常棘手。所以，在提供证据方面采取何种标准，值得考虑。
3、原产地认定问题。《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与其前身相比，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但在货物原产地认定的量化标准方面，规定仍显不足。而在反规避调查中，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些标准应由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予以详细规定。
国际反规避调查发展现状
目前，从反规避立法的整体框架来看，基本可分为三大体系:《邓克尔草案》体系;美国反规避法体系;欧盟反规避法体系。
1、尚未成为世贸组织规则的《邓克尔草案》。1991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总协调人邓克尔提出一项关于GATT反倾销守则的后协议草案，即邓克尔草案。该草案在吸收欧美反倾销法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反规避条款，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的反倾销规避行为:(1)进口国组装规避反倾销税;(2)通过第三国规避反倾销税。由于该草案与欧美提出的草案差距很大，同时由于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反对，该草案终没能被纳入世贸组织规则，但它对各国反规避立法和国际反规避规则的制订起着指导作用。
欧盟反规避法的发展。欧盟反倾销立法中的反规避条款出现在1987年通过的欧共体第176/87号反倾销条例中，即的“改锥条款”，该条款被纳入1988年第2423/88号反倾销条例第13条第10项。新的《欧共体反倾销规则》，即第386/96号反倾销条例中的“改锥条款”作了较大修改，更加明确和完善，成为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核心。
欧盟反规避法律主要有以下特点:(1)对“进口国组装规避”的征税对象不同。美国的反规避措施是对原出
口国的被征收反倾销税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征收反销税，而欧盟征税的对象则是在欧盟用原出口国的零部件组
装成的制成品。(2)增加了对“第三国组装规避”的反规避措施。借鉴美国的做法，欧盟在1994年反倾销法令中将反规避措施扩展到第三国组装规避。(3)明确界定了规避行为的做法。在欧盟的反规避条款中，规避行为包括在欧盟组装规避和第三国组装规避两种做法。(4)扩大了规避行为的主体。即使和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的出口商没有任何联系的企业，只要符合欧盟判断规避行为的条件，也可能成为反规避措施的适用对象。
由于各国对反规避制度的概念、内容及适用范围等存在颇多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国际反规避法律规则。曾经制定统一国际反规避立法的次尝试就由于各国的立场不一，无果而终。即邓克尔草案中的反规避条款终被删除。值得欣慰的是，在其后的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反规避问题又被列入反倾销议题。且不论其成效如何，单就反倾销议题本身而言，就足以证明反规避问题已被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与承认。
此前草案中反规避条款的终删除，只能说明在国际贸易领域还缺乏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反规避规则。 同样关注反规避问题的中国，已经开始了对规避与反规避的立法尝试。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的相关规定之中。然而，由于立法基础的薄弱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我国反规避立法的相关条文还过于粗糙和简陋，其可操作性值得怀疑，事实上也不足以规避行为的频繁发生。因此，因此放宽我们的视野，吸收与借鉴目前欧美反规避立法和邓克尔草案中的反规避条款的新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详尽而完善的反规避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