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拍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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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给大家讲讲蒙元时期陶瓷的的发展史，大家还记得05年在伦敦佳士得拍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的大罐吗？当时在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高拍卖纪录。那么，为什么元代青花瓷的价格这么昂贵呢？下面一同为大家概述一下元代陶瓷的发展史。

元青花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大抵是因为它存世量少，而且烧造精美又相当成熟，不同于唐宋青花的质朴，也不比明清青花的富丽堂皇。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元青花瓷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感，在器物的形制上较多，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其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的历史地位。

一、 元青花的发现

在中国瓷器烧制的历史上，元代青花瓷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元青花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完全处于“隐形”的尴尬位置，那么元青花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话说元青花（上）

1929年的一天，中国福建籍旅英华侨、古玩商人吴赍熙在闲逛北京智化寺的时候，见供在那里的一对青花瓷瓶煞是好看，就买了下来并送往琉璃厂古玩铺出售。此对青花云龙纹盘口象耳瓶，瓶身纹饰自上而下依次分为八层:缠枝菊、蕉叶、飞凤、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直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得教里荆扩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店胡净一元帅打供。”后来这个吴赍熙就把这对瓶子抱到了英国。将此物卖给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伯西瓦尔戴维德中国艺术品基金会”的会长戴维德先生，不久，此宝贝让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给发现了，霍布逊是一位的中国古代陶瓷学，他对瓶子上的那个“至正十一年”的年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成熟的中国青花瓷器，不是像书中记载的“起源于明代”，而在元朝时于景德镇一带就已经烧造成功并普遍使用了，而史书中却对此多无记述。于是，霍布逊先生得出结论并速就论文一篇，曰《明以前的青花瓷器》，发表于一个叫《老家具》的刊物上。“至正十一年”(1351年)是元末顺帝年号，两件花瓶是为江西玉山县张氏兄弟二人献给江西上饶道教祖师店的供器。霍伯逊博士将它公布于世，并写出文章予以介绍，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人们对元青花次有了个明确的认识。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加之他的论述又相对简单，所以未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话说元青花（上）

1952年，现代所有关注元代青花瓷器研究者们的视线。波普，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也是一位中国陶瓷学的。这位年轻的学者，在认真地研究了当时已经藏入大英博物馆的带“至正铭文”且高大精美的“青花龙纹象耳瓶”（波普先生称其为“戴维德花瓶”）之后，开始频繁地往来伊朗和土耳其两国，以这对“青花云龙象耳瓶”作为“理论的基下来的，现存于伊朗阿迪比尔陵的中国瓷器和16-18世纪土耳其苏丹所收藏的，现存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托布选出了72件极有代表性的青花作品。它们大多器身高大，瓷器的绘画使用进口钴料，瓷器的釉色深沉，图案繁复、纹饰致密，给人以端庄雄浑的感觉。波普以这些瓷器为依据，系统而又科学地向人类展示了“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并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别撰写了《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博物院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迪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著作。就此，在这位波普先生的“指引”下，人类批成熟的青花瓷器从明朝“剥离”了出来，时间定格在“元代中后期”。也是从这时起，一股收藏和研究元青花的热潮开始了。

二、元青花的起源

1、时代环境下的产物

要对元青花的起源进行探讨，先理清其时的社会背景。在元代的法律文化体系中，蒙古法属于游牧社会的法律文化，汉法属于农耕社会的法律文化，伊，斯，兰教法则带有极其浓厚的商业社会的特征。三种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不同，那么差异也就明显地存在，法律文化间的冲突也事实上存在。由于这些观念不同,在等级制相对严格的元代社会关系中必然产生一种适合中下层使用又不违背统治道德观念、宗教观及价值观的使用器,来满足其他民族生活、宗教活动的需要。

话说元青花（上）

汉文化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接受汉文化并热爱汉文化也是要经历反复的磨合才能真正体味其中的性。蒙古入主中原并统治汉人的时间太短，并没有真正溶入到汉文化之中，对汉文化还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虽然也吸取了一些汉儒的建议，主张用“六艺”教化蒙古的后代，但并无实质性的收获。

话说元青花（上）

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相去甚远。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的共同之处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从种族起源来看，蒙古族是东胡和突厥的后裔，突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草原上占统治地位。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远在战国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索隐》记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当时人称匈奴为‘胡’)。”这两个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角逐中，经济文化有了相互渗透的机会，在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落相互融合，终于在十三世纪形成了伟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常使用可以在马上携带的器皿，这同时也导致元代早期的小型器皿多带系耳，以便于捆扎携带。器形上，扁形器皿较多。蒙古人会做白酒，他们的阿刺吉酒即蒸馏酒，酒精成分很高，易醉人，因此，蒙古人的酒器较多。手工业上，男人锻金铁为兵器，女人能刺韦做文绣，织毛毡类织物，这使蒙古人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能将毛毡类织物随处携带，并能在必要时就地安营扎寨。

话说元青花（上）

忽必烈时期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和中亚的各族人民)、汉人(即原金朝辖区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南人(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然而实际存在四种人等的等级差别。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中，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

话说元青花（上）

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

2、元代浮梁瓷局对青花瓷产生的影响

元朝还有多处史料有相关的记载：如泰定(1328年)以后,官府明令各窑采取,“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的贡瓷政策,引自<<浮梁州志序>>，并严令：“窑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御土烧罢即封”和“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等一系列记载说明。青花瓷在元代初期，就开始研制烧造，是由官府设立的研烧机构，“浮梁瓷局”和“画局”，是在官府直接领导与组织下进行生产与设计的。

明初学者曹昭<<格古要论>>中一些相关的记载：“元朝小足卵白釉瓷，内有枢府者高，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证明元朝在浮梁确实已经生产出青花及五色花瓷，在浮梁烧造青花及五色花瓷的成功，无疑在国内外产生了的影响。本文只论证青花瓷，青花瓷的制胎工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精美绝伦的装饰与绘画艺术。

制胎就得从烧制瓷器的胎土入手，关于御土窑，元代设“浮梁瓷局”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瓦解于元末的战乱——农民起义军项普瑞军浮梁，浮梁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这就是说波普理论的标准器（是至正十一年1351）在元代统治势力范围内生产的，理应是由御土窑的麻仓土烧造的瓷器。据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上记载：“饶洲御土其色白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这里说的御土就是麻仓土。研究陶瓷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麻仓土开采在前，高岭土开采在后，这一点文献记载有据可查。而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的成书时间在元代的末期，足以证明麻仓土并没有枯竭。从“窑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来看，各窑场是用记音符号的方法记录在册的，是一种隶属（即奴隶与统治者）的关系。是否根据制作器物的大小用记音符号来确定还没有发现第二件实物可参考。本文不能下肯定的结论。没有登记在册私立的窑场是要受刑法处理的。所以，根据元代统治时期，管理如此之严格，以及现在除青花瓷之外，单色釉可确定为元代官窑瓷器又有几何？说明元代瓷器的烧造量是很少的，流传于后世者更是少之又少。可断定，麻仓土是不会也不可能枯竭的。因为“烧罢即封”，是有季节性的烧制，是有计划性的烧制。而波普理论下的青花象耳瓶是“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就是不为元代官窑或元代统治时期所生产的主要证据，元代不会存在“官搭民烧”这一现象，官窑都“烧罢即封”，足以证明制瓷业并不会如此的景气，就制瓷业而言，赋税不会很重。各窑场是受官府严格掌空的。“二元配方”与“官搭民烧”之说和历史记载严重不相符合，找不到历史记载的证据，元代所设立的窑场，是由当时社会统治制度决定的。没有历史记载的推测，是杜撰，是演绎。即御土窑的“麻仓土”是元代官窑青花瓷的胎骨，同种名称的器物，它的特殊器型都是后世胎土手工艺制作所达不到的，是后世的胎土所制作不了的器型，其主要原因就是“麻仓土”的特殊性质。真正意义的“麻仓土”想必陶瓷也不敢轻易确定，因没有准确纪年的实物可共参考。“麻仓土”是见证元代官窑青花瓷的主要证据。胎土也是揭开历史之谜的证据。

话说元青花（上）

元王朝用景德镇创烧的卵白釉瓷器作为祭器，现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白釉“太禧”盘即为祭祀用品，“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著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 由此可见，元王朝确实在景德镇烧造宫廷用器，可以推测官府督陶机构就是元初所设立的浮梁磁局。而且生产这种白釉器物的地点就在景德镇湖田窑刘家坞一带，这里曾发现元代卵白釉枢府器，纹饰有五爪龙纹等，90 年代以后又陆续发现“玉”、“枢府”、“太禧”铭等印五爪龙纹器和元代釉里红凤、龙纹滴水、瓦当等标本。可以证明，刘家坞窑场就是浮梁磁局监督，元王朝订烧宫廷用器的窑址。无偶，前文所提的1988 年在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的一批元青花瓷片上也有五爪龙纹样的使用，“仁宗延佑元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 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 可见元延佑以后，对民间使用五爪龙有一定的限制。除了景德镇出土有五爪龙纹以外，其余各地窖藏出土或传世品中龙纹图案均不见五爪。2003-2004 年，在明御厂北侧发掘中，陆续发现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同时发现有刻“局用”铭的明初官窑残器。

话说元青花（上）

3、辉煌窑业下的创新

纵观整个元代青花瓷的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其内在的联系，元青花产生初期是在宋代陶瓷手工业形成辉煌的背景下，宋代名窑林立，由南到北形成了八大窑系，窑工的迁移带动了烧窑技术的相互交流和进步，以至于一种产品的流行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模仿的窑口，而且窑工已经可以灵活的掌握各项烧瓷技术，创烧各种新品种，元代青花就在这种环境下再次应运而生，器型和纹饰沿袭南宋陶瓷的传统。随着蒙古人在中原统治的稳固，蒙人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国内的经济文化发展，蒙族上层社会与西藏和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给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这同样反映在元代青花的生产过程中。元朝统治者遵循了汉文化发展的规则，入主中原以后遵照《周礼》的描述祭祀祖先宗庙，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就设立陶瓷祭器的生产监督机构，国俗尚白的传统也给青花瓷作为用器提供了基础。

三、 元青花的数量

2005年7月12日，在伦敦举行的佳士得“中国陶瓷、工艺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一只绘有鬼谷下山图案的中国的元青花罐以约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拍出，震动全球，更是了中国收藏界。一时间，“民间没有元青花”、“全世界只有三百件元青花”、“某收藏家一人花巨资在民间收藏了数百件甚至上千件元青花”的各种论点和传说，一时间沸沸扬扬、甚嚣尘上。

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数量相当少，我国现有馆藏的出土元青花共205件，均是在1950年至2006年在全国16个省市出土。其中安徽30件、北京20件、河北13件、江苏20件、江西61件、湖北5件、湖南3件、河南1件、山东5件、四川4件、内蒙31件、甘肃4件、广西1件、新疆2件、浙江4件、吉林1件。占据目前所见元青花绝大多数的主要来自于国内窖藏出土和国外相关机构所藏。国内窖藏出土的元代瓷器一般都在几十件到数百件不等，品种也不光涉及青花瓷，亦见青白瓷、龙泉青瓷等等，多数瓷器都没有使用的痕迹，应该是为躲避战乱而将珍贵物品匆忙入藏。从器型来看，以罐、瓶、高足杯、香炉、扁壶为主，已经没有元青花初期较为明显的明器性质，应该作为一般的日用器皿使用及流通。

根据元青花来源方式不同，分为墓葬出土、窖藏发掘、民间征集和元代建筑遗址发掘四类，详见下表：

元青花来源 墓葬出土 窑藏发掘 民间征集 元代建筑遗址发掘




数量（件） 百分比（%） 23 14.7 90 57.6 29 18.5 14 8.9










由表格可见：

1.馆藏元青花来源的数量排序为：窖藏发掘90件，占57.6％；民间征集29件，占18.5％；墓葬出土23件，占14.7％；元代建筑遗址发掘14件，占8.9％。

2.窖藏发掘、墓葬出土和元代建筑遗迹发掘元青花数量之和为127件，占81.2％。这表明国内馆藏元青花大多数来自地下出土。

3.在国内馆藏元青花中，民间征集为29件，占18.5％。这表明，国内民间确实有元青花存在，而且数量不少。

4.窖藏发掘的元青花90件，占57.6％。为什么元青花大量存在于窖藏？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再从宋、元代瓷税角度，看元代制瓷业的生产能力与规模，从而推测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生产规模。

雍正《江西通志·文渊阁中四库全书本》卷二七“饶州府”条引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置监镇一员。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明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浮梁县。”在宋代，景德镇一年上缴国家的税收，据《宋会要辑稿》载：“景德镇，3337贯950文”。而这相当于宋代定窑的“曲阳……龙泉镇，359贯480文”的近十倍，足见景德镇的生产能力和瓷业税收给国家的利润之巨。

进入元代，据陈垣在《元典章校补》卷九“额办课税处所：五百锭以上……浮梁县景德镇”。按元代钱币一般换算法则：至正“中统元宝交锭”，新钞一贯等铜钞一千文，一贯等于一两，五十两等于一锭。景德镇一年要上缴国家的税额至少在2，5万贯以上。可见，元代上缴给国家的瓷业税收是宋代景德镇瓷业税收的七倍略强。这充分说明，元代景德镇瓷业生产能力、生产规模与贸易的兴盛和各种瓷器产品在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进一步扩大。同时也说明，元代景德镇生产瓷器的规模相较宋代大了许多，其产量也十分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