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废蓄电池处置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细分为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和电子废物的拆解处理。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分类标准，公司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业务所属行业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2）中的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C4220），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业务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中的危险废物治理（N7724），电子废物拆解处理业务所属行业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2）中的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C4210）。

二、市场分析

（1）废弃资源逐步向资质规范化渠道转移

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时期，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废弃资源的产量依然将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由于我国相关管理工作起步时间较短，大众对废弃资源的危害性和价值性的认识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生效实施以及各细分行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我国废弃资源规范化管理水平将不断提升，督促产废单位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理。目前，随着全国多地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逐步推进，大众绿色发展和环保意识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废弃资源将逐步向资质化、规范化渠道转移。

（2）前端收集将成为危废综合利用行业的重要环节

我国危险废物的产废主体数量繁多、分布分散，公司收集的废矿物油、废乳化液等危险废物具有产生频率高、单次产生量低等特点，其流通渠道分散、收集成本较高。如果其不能得到规范的处置及利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是对具备可再生利用价值的危废资源的浪费。
因此，建立优化合理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掌握前端危废资源的来源将成为行业内企业获得良好经济效益，发展成为的重要优势，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规收集利用行为，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大宗固体废弃物是指单一种类年产生量在1亿吨以上的固体废弃物，包括煤矸石、 粉煤灰、尾矿、工业副产石膏、冶炼渣、建筑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7个品类，是资源综合利用的领域。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不断完善法规政策、强化科技支撑、健全标准规范，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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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9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5%，比2015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综合利用各类大宗固废约130亿吨，减少占用土地超过100万亩，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显著。

不过，潘功表示，受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未来我国大宗固废仍面临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低的严峻形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副主任兼秘书长李金惠表示，现阶段大宗固废存在产生量大、历史堆存量高、综合利用不畅等问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务十分艰巨。“《指导意见》出台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大宗固废累计堆存量约600亿吨，年新增堆存量近30亿吨，其中， 赤泥、磷石膏、钢渣等固废利用率仍较低，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重道远。

推动创新发展

“《指导意见》着重强调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李金惠表示，无论是管理和综合利用模式研究与探索，还是适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都有待加强。“比如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相对落后、产品标准尚不完善。同时，相关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导致综合利用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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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惠表示，需要加大大宗固废行业投资与研发投入，引进、研发一批设备和技术，提升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技术水平，提高综合利用率。同时，还需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对现有技术和设施进行创新，大力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能力，比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高温等离子体熔融技术、基于膏体技术的尾矿源头减排绿色处置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污泥全链条资源化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与应用。

“相比其他环保领域分支，固废治理行业具有一定的门槛，企业并非有资金来就能参与其中。除一定的资金投入外，固废行业更离不开技术等必要配备。尤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更是如此。”潘功表示，要鼓励企业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基础研发平台，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国家研发计划，加强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技术创新也在《指导意见》中得到印证。”

除了技术创新外，模式创新也至关重要。李金惠表示，针对大宗固废行业的不同领域，提出具有可推广价值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模式。同时，积极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体系建设，加强标准制定级，推进标准分级分层制定，如国家标准层面制定基础和性标准，行业标准层面制定重要行业或领域风险防控相关标准，团体标准层面制定市场需求度比较高的产品或原材料相关标准等。